公共空间设计-“中国式公共空间”的5大困境

“公共空间”是城市研究和建筑环境设计中持续的热门话题，但即使在分析中国、亚洲乃至更广泛的南半球国家的公共空间时，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大家似乎还是习惯套用西方语法。 《城市中国》以“中国式公共空间”为主题，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推出系列文章，试图扭转西方中心视角，从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和实践出发，切入过去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公共空间 ，现在，未来。

本文是该系列的总结。 经过广泛的观察、研究和讨论，总结出对“中国式公共空间”的五大误区，以激发更多思考。 随后，该系列将从不同维度理解公共空间，呈现并探讨其对公共卫生、社交、休闲生活、公共表达等不同方面的意义。

困境1

公共空间的数量可以通过千人指数和服务半径来计算，但在实际使用中总是不足。

虽然我国的城市规划设计规范中早已包含了公共绿地相关的指标，但事实上，大家似乎从来都觉得不够。 原因在于，在实践层面，往往以实现这些机械指标为导向，片面追求“绿地率”等，而没有考虑绿地的实际使用逻辑。 常见的错误做法包括：以布置点状绿地公园为主，而没有在公园之间形成连廊网络； 公园和广场周围都是极其宽阔的道路，这似乎是对土地的合理利用，但它们的可达性很差，尤其是对于更多的城市地区。 对于需要绿色空间的老人和儿童来说尤其如此。

2018年起实施的“十五分钟生活圈”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或许是一个好的开始。 各项指标以居民适宜步行时间为依据，满足日常服务需求。 2022年8月，住房城乡建设部还发布了关于推进“袖珍公园”建设的通知，力争到2022年全国推进不少于1000个城市“袖珍公园”建设。

在此基础上，《城市中国》提出是否有可能在城市规划体系中增加一个单独的公共空间设计专题，使其成为与城市设计同等重要的专项规划设计。 未来，城市应更广泛推广社区口袋公园等灵活、小规模、高密度的设计，推广经过广泛研究并考虑实际需求的参考案例，拒绝纸面上无效的公共绿地。

2018年实施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按照生活区居住区规定了公共绿地控制指标。 虽然这种做法的初衷是好的，但“最小宽度”就像一根钢丝，限制了一些创新的做法。 例如，根据该指标，韩国首尔清溪川根本不符合15分钟生活区的宽度要求。 然而，作为首尔最著名的公共空间之一，本案显然不应该属于10分钟或5分钟的生活区。 （图片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维基百科）

困境2

我们始终希望用“公共空间”来观看、欣赏，而不是满足人们的需求，让人们自由使用。

被评为“花园社区”的社区，绿意盎然。 然而，仔细一看，它完全无法进入，并且占据了本已狭窄的人行道空间。 （摄影：周逸贤）

在过去的规划设计中，对“公共空间”的定义导致了精心打造的公共空间往往以视觉为导向。 大量的绿地指标实际上是观赏性的城市绿地公共空间设计，可达性低，缺乏社会功能，比如道路两侧、中央缓冲区，经过精心培育和维护，但只能远观，但无法接近。 宏伟而空旷、绿植稀疏、周围高楼林立的广场也很常见。 它们强调格局和形式，缺乏与周边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难以承担复杂的城市活动。

上海一公园巨大的“景观草坪”上空无一人。 熙熙攘攘的人群只能挤在狭窄的人行道上，无法真正享受“观赏”的绿地。 （摄影：周逸贤）

另一方面，公共空间的“过度管理”也很普遍。 在休闲活动方面，公园入口处常有标牌列出一系列“禁令”，规范人们的自由活动，绿色草坪上也常挂有“观赏草坪，禁止入内”的牌子。 正如建筑历史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评论的那样：“在公共场所，再也没有比这更简洁的墓志铭了。” 在社会交往层面，街头自发的商业活动，如摆地摊等，往往受到严格管理和排除。 结果，雅各布斯所说的小型经济活动可以促进的社区凝聚力的作用往往受到抑制。

大型公园、绿地经常竖立带有“禁止”标志的标志牌。 除了共享单车、助力车外公共空间设计，野餐、放风筝、遛狗、广场舞等为公共空间带来活力的普通公民活动也被禁止。 被严格禁止。 沿河岸设计的宽敞平台似乎仅被视为一个过境通道，而不是一个欢迎市民流连、开展各种休闲活动、获得相遇和互动机会的社交空间。 （来源：城市中国）

从本质上讲，很多公共空间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凸显城市形象，而不是优先满足市民的日常需求。 市民的诉求其实很简单。 空地+植物+凉亭+座椅+公厕，足以编织无数种可能。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肯德基、星巴克等第三空间甚至可以承担“公共空间”的角色。

困境三

热衷于移植国外经验和理念，但从未发展出中国式公共空间的内涵和体系

建筑师、学者缪璞在《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中提到，亚洲城市相比欧美城市的突出特点——如高密度、高强度的空间利用、气候差异等吉祥物设计，使得它们开发自己的公共空间。 你必须在太空中找到自己独特的道路。 然而，在中国公共空间的研究和讨论中，雅各布斯、哈贝马斯、索内特等西方理论先驱仍然“言出必行”，往往忽视了他们的分析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传统和城市历史的基础之上，而照搬照搬。机械地学习。 存在水土不服的风险。

城市空间的历史起源非常重要。 例如，《共性：行为的产生》指出，在西方城市传统中，市政厅前的广场是公民聚集的地方。 它包含中央教堂、市场商店，也是公民参与和讨论政治的场所。 属于同一个社区的人们聚集在这里，正是因为这个城市和联系，广场作为公共空间才得以建立。 但对于中国来说，寺庙或许是古代最公共的场所。 庙会等活动都在这里举行，门前的空地也可以容纳社交活动。 寺庙广场是公共的，有历史，但中国城市新建的行政中心前那些从天而降的空空荡荡的广场却没有历史，自然很难产生宣传。

相比之下，现在的“街道”或许更接近东方传统的人群聚集地和公共空间的潜在疆域。 例如，在城镇控制严格的古代，公共生活往往萌芽于街边的庙会、茶馆、集市、戏院等场所。 如今，对中国公共空间的研究和讨论仍然集中在公园、广场等户外“显性”公共空间； 但在街道上“隐藏”的公共空间，例如商业区、咖啡馆和书店。 等等，墨水太少了。 事实上，对于高密度的中国城市来说，后者潜力巨大，有其天然的人群和功能综合体。

困境四

设计师以更加专业而自豪，热衷于自上而下的规划和设计，兜售有纪律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拒绝自下而上的“狂野”公共空间。

如今，关心公共空间的声音和有抱负的设计师有很多，但很多时候都是“弄巧成拙”。 缺乏对人们实际使用行为进行细致观察和研究的设计往往最终会成为“一厢情愿”。 相反，人们往往善于占据和利用原本充满规训意义的空间，在非正式的用途中产生大量的巧思。 看似打破规则、偏离设计初衷的行为和现象，可能会给空间创作带来灵感。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上海一条巷子里的“街角运动公园”里，挤满了坐在手机上晒太阳的人。 非机动车几乎堵住了入口。 当前的中式新公共空间设计如何应对如此真实、直白的使用需求？ 而对于这种民间使用习惯，我们是应该认同、回应，还是抵制、反驳、重定向呢？ 中国设计师无论做什么，都不应感叹人心不古，也不应抄袭外国人。 对抗和创新至少是一种合适的态度。 （摄影：周逸贤）

对于设计师和管理者来说，或许更重要的是在充分理解人类环境行为的基础上，提供更加开放、包容、模糊的空间和设施，多一些“启用”（activation），少一些“限制”（limit）很多时候，人的空间行为及其背后的生活方式和身份是无法被“设计”的，只能被观察、尊重、包容、引导。或许，“去设计”正是应该采取的设计策略。中式公共空间。

香港西区公共货物装卸区吉祥物，绰号“安装码头”，是市民自发创建的公共空间。 它在首届“香港公共空间奖”中获得最高票数，但一直面临着潜在转型和失去“公关性”的威胁。 官方指定的公共空间往往经过精心设计，但管理过度或过度商业化。 相比之下，Instagram Pier狂野的公共空间所提供的极大自由才是最珍贵的。 （摄影：周逸贤）

困境五

商业主义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不平衡。 要么过度商业化难以满足大众需求，要么“用爱发电”不注重可持续运营和维护。

商业空间其实是城市中极具潜力的一类公共空间，但很多时候它的设置往往是商业利益驱动而忽略了人们对公共空间的实际需求。 例如，由于购物中心设计的目的往往是促进人流而不是停留，因此座位稀缺。 然而，对于如今日益宏大的商业综合体来说，人们逛累了之后几乎需要休息一下。 商场的“公共性”往往通过巨型公共艺术装置、亲子游乐设施等来呈现，其本质仍然是吸引流量和消费。

商场里的很多设计往往都是为了促进人流，带来更多的消费。 人们可以休息的座位总是很少。 图为某商场中庭巨大广告牌旁的几个简易座椅，效果并不理想。 顾客往往走了几层楼，不花钱就找不到休息的地方。 请问有多少人曾经为了“坐一会儿”而不得不去饮料店喝一杯不是特别必要的昂贵饮料？ （摄影：周逸贤）

另一方面，近年来出现的许多纯粹的“公共空间”，如社区袖珍花园、开放空间等，往往是由地方政府或社区组织自发运营的。 它们完全是公益性的，“用爱发电”。 它们的建设和运营由公共财政承担，但这是不可持续的。 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中式公共空间只讲“新建”而不讲“运营”的一个重要原因：建设之初，绿地指标达到了，获得了一些曝光度网上有查到，但一段时间后走访，往往发现疏于维护，甚至年久失修。 或许对于公共空间来说，适当引入小商户不仅能带来流量，还能为后续的运营维护提供更强的动力和条件。

我们的城市意识要完成从公有制到共有制的转变。 除了期望公共部门和企业提供基本服务外，社区精神也非常必要。 “宣传”不是由设计师/管理者提供的，而是应该由每个人的参与来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