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毕业论文选题-丢失并重新发现的一半手稿

郑德坤是20世纪著名的考古学家。 曾长期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他因对中国史前考古的研究而享誉国际学术界。 不过，郑德坤早年却因对《山海经》的研究而在学术界名声大噪。 1932年山海经毕业论文选题，他在《史记》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山海经及其神话》卡通形象，成为该领域的经典。 历史和民俗界众所周知，郑德坤最初写有《山海经研究》手稿，不幸毁于战火，无法出版。

郑德坤在1981年出版的《郑德坤历史地理随笔序》中回顾了自己早期的学术研究经历：“20世纪30年代初，作者开始在燕京大学参加学术研究工作。在许地山前后，在在古颉刚、荣庚、洪延联、张兴红等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从事多本重要古籍的整理和研究。第一个课题是校对《山海经》，收集该书的版本注释。历代古书整体准备、审阅，在案头经过两天冷热，完成了《山海经研究》的初稿，长度一百三十万余字。上海神州国光社成立，主办方来北平征稿，经顾问介绍，将稿件交出，带回上海出版。不料，开学前，日本军阀发起了军事入侵中国。 1931年，占领东北，次年进攻上海，炮轰闸北，摧毁神州国光社。 《山海经研究》初稿伴随印刷厂，成为抗日战争的牺牲品。 我只保留了两篇文章，《山海经及其神话》和《山海经与邹衍》。 周先生的《山海经的科学批判及作者年代研究》发表于《燕京学报》（北京），有幸保存下来。

由于这段回忆出自郑德坤本人之口，《山海经》的研究手稿毁于战火已成舆论。 例如，郑德坤的妻子黄文宗在2007年出版的《郑德坤古代史选集》的“序言”中就使用了这一说法。在《诞辰》一书中，郑德坤前述的“序言”被改为“七十份自我报告》并收入其中。 学术著作在提及这一问题时，大多遵循“战争破坏论”。

事实上，郑德坤的说法有些曲折，涉及到顾颉刚与郑德坤之间的学术交流。 近日，笔者有幸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中发现了郑德坤研究《山海经》的半本书稿。 通过查阅当事人的日记和信件，我试图还原这段学术往事。

1926年，郑德坤北上进入燕京大学，先学医，后转入中文系。 大学期间，郑德坤就已展现出扎实的学术基础，受到汉语言文学系教授的赞赏。 1929年1月24日，时任燕达大学中文系教授荣庚先生在日记中写道：“读学生试卷时，郑德坤最好，于平最好”。 （《荣庚北平日记》，第166页）。 黄文宗曾回忆，当时担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的冰心与郑德坤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将他视为养子。 （邓聪教授获悉此事，特此表示感谢。另外，冰心和郑德坤是福建老乡）

据1930年6月20日出版的《燕大学学报》（第2卷第38期）记载，郑德坤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据燕京大学毕业论文数据库的一半稿件显示，他的论文题目是《山海经》。 全文分为经文和经文索引七个部分； 表格解释和图表； 整理和劝诫； 地理注释和超自然注释； 、生物研究、医学研究； 笔记录，书记录。 本论文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该书只有前四卷，厚达721页。 从目录来看，现有论文篇幅仅为原稿的一半。 论文正文前的题词原件、顾颉刚序、许地山序、作者序也均缺失。

正如罗志田在论文中所说，《山海经》在近代中国新旧史学观念下，经历了从“质疑”到“尊重”的坎坷。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兴起怀疑古风，对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出现不少质疑。 郑德坤对《山海经》的研究就受到了这种史学思潮的影响。 由于知识有限，作者无法判断现存手稿一半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其中许多内容是历代校勘文本甚至研究论文的集合。 不过，窃以为史学家乃至民俗界仍可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

郑德坤的选题应该与许地山密切相关。 从郑德坤自己的记忆中，笔者推测许地山很可能是郑德坤的本科论文导师。 许地山虽然以小说、散文闻名，但他同时也是一位道教史学大师。 他自然熟悉《山海经》这样充满神话人物的中国古代经典。 当时，他在燕大中文系任教。 当然，由于现有材料不足，许地山和郑德坤之间的关系也只是猜测。 顾颉刚对郑德坤学术生涯的影响更为深远。

1927年，顾颉刚出任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对《山海经》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据王学典《顾颉刚与弟子》记载，历史学家何定胜因《山海经》的研究问题而结识顾颉刚。 1928年4月，燕京大学成立中国学研究所，陈元先生任所长。 在荣庚和郭少宇的介绍下，燕达开出了优厚的条件招揽了顾颉刚。 1929年秋，顾颉刚北上燕京大学，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 顾颉刚到燕大任教后，对《山海经》的深入研究，使郑德坤得以向他请教。 顾颉刚的日记和书信记录了两人的学术交流。

《顾颉刚日记》中关于郑德坤最早的记载是1929年12月20日，只有“郑德坤来了”几个简短的字样。 此时距离顾颉刚接手燕达才三个月，郑德坤已经开始拜访顾颉刚请教。 根据时间推测，郑德坤此时正在写毕业论文。 1929年，顾颉刚在年终总结中，写下了郑德坤在燕大的宿舍号：“1号。” 三楼225”，说明两人已经很熟悉了。 从此以后，郑德坤每隔几天就会去顾颉刚家里，虽然顾颉刚经常记录为“郑德坤来了”。 不过，《山海经》的研究显然是双方的话题。 1930年2月14日，顾颉刚在日记中明确记载“郑德坤来讨论《山海经》”。

顾颉刚对郑德坤完成的论文非常满意。 1930年6月，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第七期发表了何冠舟的文章《山海经的科学批判与作者时代研究》。 本论文附有郑德坤评价何文的短文《书后》。 此时郑德坤还没有答辩，顾颉刚却允许他评论专业论文，可见顾颉刚对自己学术能力的肯定。 顾颉刚在1932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列出了一长串史学各个分支学者的名单。 郑德坤是《山海经》旗下唯一的一位，他隐隐将郑德坤视为研究《山海经》意义的专家。 顾颉刚对郑德坤的认可，更体现在他计划发表论文。

1930年1月16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记录了“与神州国光社缔结的条件及《古籍收藏》和《古籍收藏》两本目录”。 作为古史辨论运动的领军人物，顾颉刚此时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让他成为了出版社的攻击对象。 1930年5月6日，郑德坤、王力西双双拜访顾颉刚，顾颉刚特别记下“李西来谈一切”。 这应包括协商上述出版计划。 接下来的几天，王力希频频出现在顾颉刚的日记中。 5月9日，王立希前往顾颉刚家正式签约。 5月13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下了神州国光学会订购的出版书目。 预计出版顾颉刚《史记》、《新学伪经》、《史记》、《孔子家语》、李光明《尚书古文述正》、《穆天子传》、郑德坤《山海经》 》、李景池的《易经》、《易传》，徐文山的《抄史笔记》等。李、郑、李、徐都是顾颉刚的学生。 显然，本次出版计划以顾颉刚个人作品为主，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学生作品为辅。 这些书籍都是中国古代典籍、历史著作，也符合神州国光社弘扬国粹的出版传统。 6月16日，神州国光社派人将部分款项寄给了顾颉刚。 7月11日，郑德坤将《山海经》初稿交给顾颉刚审阅。

郑德坤1930年6月毕业于燕京大学，随后进入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31年6月获文学硕士学位。郑德坤本人并没有详细描述这段学习时期。 综合现有材料，笔者推测郑德坤的硕士论文很可能是其本科论文《山海经》基础上这项研究的进一步升华。 1939年出版的《燕京大学研究院校友会会刊》显示，郑德坤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山海经研究》，只比现有本科论文题目多研究两个字。 。

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于1930年9月7日有一封题为《论山海经研究——致郑德坤先生的信》，后发表在《杭州民国》副刊上中国日报”。 这封信源于钟敬文同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即《《山海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民俗学家容兆祖的主编在信中提到，他决定全力写一本研究《山海经》的书。郑德坤显然看到了钟敬文的文章，所以他写信给钟敬文，希望钟敬文在回复中直言，预计完成的书还在准备中，无法向郑德坤提供钟敬文在信的最后写道：“《致敬》什么时候出版？ 到时候，如果你能得到一个好的理论，那是多么幸运啊！”

根据钟敬文的这封信以及上述材料，笔者做出以下推测。 1、郑德坤完成本科论文并与神州国光社签订出版合同后，仍在不断完善稿件。 此时的他正在燕达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 2、《山海经研究》的书稿标题虽然是钟敬文自己起草的，但他在报纸上发表这封信所用的标题和“敬”，都暗示着钟敬文极有可能知道郑德坤的书名。工作和他自己的。 相同的。 当然，更有说服力的是郑德坤发表在《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校友会会刊》上的硕士论文题目。 3、郑德坤本人1981年的回顾也可以从侧面证明上述推论。 他的本科工作是收集历代《山海经》的所有​​注释山海经毕业论文选题，并进行整体论述。 然后，经过大四和研究生的“两个冬夏”，《山海经研究》的手稿完成了。

1931年郑德坤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后，留在哈佛燕京学堂当“研究生”，协助洪野、顾颉刚等人编撰《水经注》。 1933年暑假，郑德坤离开燕京大学，回到家乡厦门大学任教。 至于他的《山海经研究》手稿，应该是硕士毕业后交给神州国光社的。 1932年，“一月二十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 神州国光社遭到日军炮火攻击，损失惨重。 不过，郑德坤的手稿并没有被这炮火摧毁。 顾颉刚在1932年5月28日和6月3日给妻子尹律安的信中明确提到，他于今年6月初到上海，与王立熙面对面洽谈郑德坤的稿件。 王立希承诺神州国光社将“尽快印制”。 然而王力熙的承诺落空了，手稿没有如期发表。 1933年7月28日，顾颉刚在给郑德坤的信中写道：“涉及神州国光社，下个月到上海时，应该与您联系。” 此时，郑德坤已经南下厦门，顾颉刚写信告知他，将利用去上海的机会，再次洽谈稿件的出版事宜。 毕竟，如果从1931年6月算起，手稿交付出版商已经一年多了。 不过，顾颉刚这一次的接触并不顺利。 同年12月24日，他在给郑德坤的信中告知，神州国光社“稿件版画过多，至少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出版”。

然而，郑德坤并没有等到稿件的发表。 神州国光社后来的变动和人事变动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顾颉刚的预期。 1936年9月9日，顾颉刚在给郑德坤的信中详细阐述了出版社拒绝印刷的借口。 此后，顾颉刚的日记和书信中就再也没有郑德坤的《山海经》手稿的记载。

抗战后期，顾颉刚与郑德坤在成都重逢，两人有过多次交往。 1951年，郑德坤在剑桥大学任教，直至1974年退休，转入香港中文大学。 1981年，身在香港的郑德坤得知顾颉刚魂归道山，写下了“忽闻顾师傅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七岁，悲痛的消息传来卡通形象，他悲痛万分”。深感悲痛。”

本文初稿完成后，提交给郑德坤的弟子邓聪教授，通过邓教授的斡旋，郑氏后人正在积极筹划出版这份遗稿。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与管理学院历史系）